现代社会创造了近乎完备的法律，内容丰富、条文缜密、形式完美，几乎所有范围都有法可依。并且与时俱进，不断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，甚至直接移植先进国家的成文法，当令对现有法律进行修改和补充。这类法律在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同时，从宪法到各部门法无不赋予公民享有广泛的诉权。 诉权，就是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获得司法保护的权利。这种权利，在程序上是起诉权，在实体上是请求权，前者是请求给予司法保护，后者是请求审判强制达成其合法权益。通过诉讼的形式解决纠纷，是效果最好的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方法。眼下新的《诉讼成本交纳方法》的实行，大大减少了诉讼本钱，为老百姓行使诉权创造了条件。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古时候的诉权。 在原始社会，因为大家智商的限制，没制定出大伙一同遵守的行为规则，大家之间的关系主要靠习惯来协调。恩*斯曾描述：“没诉讼，而所有都是有条有理的……，在大部分状况下，历来的风俗就把所有调整好了。”因为没拟定做为依据，是非黑白没办法做出判断，诉权没存在的首要条件。 奴隶制法剥夺了奴隶作为人的所有权利，奴隶是物，没法律上的人格，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。奴隶主对奴隶有随便处置的权利，不仅能够鞭打，进行种种人身折磨，甚至可以杀死。“……就是把他杀死，也不算犯罪”（列宁语）。杀死不过是奴隶主对自己私有财产的一种处分方法。对奴隶而言，连法律上的“人”都不是，还有哪些诉权可言。在奴隶主之间，则可通过行使诉权平衡内部利益，如《汉漠拉比法典》规定，杀死别人奴隶，虽不觉得是犯罪，但需对其主人负损害赔偿责任。不然，主人有权通过行使诉权获得赔偿。可见，在奴隶社会中，享有诉权者是奴隶主。 封建制法承认地位低下的农民（农奴）具备法律人格，与贵族一样享有诉权。因为法律规范不完善，封建诉讼规范黑暗等原因，诉权没得到常见行使，社会矛盾没得到有效的缓和。在中国自汉代董*舒提出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看法以来，儒家思想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，儒家经典成为判断是非黑白的道德准则，甚至以孔子所作《春秋》作为审判案件的依据，即所谓“春秋决狱”。这就为司法官的自由裁量提供了空间，司法官可以参考我们的好恶随便操纵案件的处置结果，贪赃卖法、枉法裁判者也能为“公正”找到适当的借口。在中国古时候又行政、司法不分，地方行政官吏兼管司法，地方治理的好坏，直接决定着地方官的升迁,假如一个地方争诉不断,正是地方官治民无方，德教不彰所致，于是乎地方官就想方设法压制诉权，提升案件受理标准。对“拦轿下状”不予受理；对“越级者笞”；对“投白纸”等作了严格限制等，想打官司的老百姓只好“望堂兴叹”。另外中国古时候刑民不分，当事人与证人也时常被严刑铐打，刑讯逼供。儒家“重义轻利”思想的影响，严刑酷吏都使老百姓不愿随便走进衙门，因为人为压制，封建社会内部潜伏着危机。 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很多缘由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诉权才得以“开化”，并渐渐走上合法。 nclick="javascript:window.location=’article_list.asp?type=article’" type="button" value="关闭"/>